中国史学具有编纂地方史志的良好传统。其渊源自可以追溯到汉代，但蔚为大观者则要数宋元以来的地方志。然地方志重静态记录而轻动态分析，记述一地之建置沿革、地理、田赋、民俗、人物，诸事杂陈，却难见其始末源流。本世纪初以来，开史学新风，地方史研究颇多佳作问世，但多论述专题，亦难得见一地有史以来环境变迁、经济发展、政治变革、文化兴衰、习俗演替、民族融合诸方面之全貌。此种状况，实为史学研究之憾事。由是之故，陕西历史学界同仁在已故郭琦同志倡导之下，积近十年之努力，数易其稿，撰成多卷本《陕西通史》，实有开创性的意义。
《陕西通史》的撰著，对于新时代史学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建设，是一种重要的贡献。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，陕西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今人论述中国古代文明和历史发展，以地域言之，或须从陕西始，或多以陕西为中心。这一特点在唐宋以前的中国尤为显著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，对今日陕西境内的史实着笔最多，其原因固在于关中为都城所在，然当时陕西为全国主要的经济都会及人文所聚之中心，亦为清楚的事实。汉代如此，隋唐亦然。统一王朝时期如此，分裂或战乱时期陕西的地位亦不能稍有忽略。唐宋以降，全国经济重心与文化发展之大势迥异于前，自是南方得到开发的结果，但陕西衰落之过程及原因亦可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加以研究。或兴或衰，皆有由矣。可引以为鉴者甚多，治史者可作学术上的探讨，为政者须知其所以然，而普通读者亦可由此增进对祖国历史的真切感情。在我看来，我国各省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各不相同，而经济发展、城乡关系、民族构成、文化习俗等等也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，每一个方面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，若皆能集众人之力，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编纂出本地区的通史著作，不仅本身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就，而且史学研究亦能因此显现出自己有用于世的重要价值。
《陕西通史》在史学编纂方面，颇有可取之处。区域历史的撰著，或以自然区域为论述的范围，或以某一特定之行政区划为讨论的空间边界，做法不同，有利有弊，贵在不拘泥于某一定规，而善因时因事有所变化。坚持有一个确定的历史表述空间，方可写出鲜明的地方特色。不以今日之陕西省界为绝对的叙事地域范围，方能使读者清楚地了解本地区历史的全貌与源流始末。又撰写地方史，眼光自不宜囿于所涉地域之内。对本地区同其他地区的关系理应有所交代，而不同区域历史发展的特点亦应作一些必要的比较。在这些方面，《陕西通史》各卷的作者都是颇费斟酌的。今日读来，虽说仍有可改进之处，但成功的经验也是不少的。从资料利用方面看，陕西以考古实物众多而闻名于世，而存世文献亦为数可观，这自然是一个有利的条件。然而若仅铺陈史料文物，或于文中进行过多的考证，则恐失于偏僻琐碎，不利于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，其可读性亦会受到影响。而《陕西通史》各卷皆特别注意到这一点，将大量的考证工作置于通史正文之外，而以较为通俗的文字表述一家之言，其行文流畅而具文采，不少章节读来引人入胜。
尤其值得指出的是，一些作者在利用文献的同时，还对一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理环境进行了考察，故其叙事更为真切，所言亦颇令人信服。我以为，撰写区域历史，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以一省为范围、通史与专史相结合的多卷本区域历史著作，《陕西通史》实为首创。多年努力，终得完成，实属不易。然此亦必非尽善之作也，尚望能引起更多同仁的兴趣，关注区域历史的编纂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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